师了，叫老板。”

“是吧，这就叫学好不容易，学坏一出溜。”伍岳耸耸肩，“二一个，体系相对完善。学生会有很多申诉渠道，学生会、研究生代表委员会、学院里的学术监察员....学校层面也比较关注师生关系健康，很多有专门的委员会评估。真要闹起来，导师也不是完全没顾忌。虽然实际用起来效果因人而异，但至少有这么个东西在那里，算是个心理上的安全阀。”

“再就是，教授自己的科研压力没那么恐怖。欧洲很多大学，不走北美和国内那种非升即走的教职轨道。研究更多是出于个人兴趣和学术追求，虽然也有考核，但那种不发表就滚蛋、没有大项目就断炊的强制性和压迫感，普遍没那么强。绞索，没勒得那么紧，那么急。人一放松，吃相有时就能好看点。”

“所以，这边很难形成北美那种动辄二三十人、甚至更大的巨无霸研究组。一个教授一辈子带的博士生数量有限，相处时间也长，关系一般....嗯，至少表面上，还过得去。当然，比安太哪儿都有。”

“这样宽松的学术氛围，好处是学生心态可能健康点，有点做学问的样子，而不是纯粹的牛马民工。但坏处也明显，”伍岳看了李乐一眼，“效率肯定相对更低。产出慢，竞争性弱。很多理念的取舍，就见仁见智了。是想要点属于人的生活，还是想早点在《自然》、《科学》上刻下自己的名字，哪怕折寿十年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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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们来到了英航值机柜台前，前面排着十几个人。两人很自然地站到队尾。

“看来哪口饭都不容易吃。不过听你这么一说，你们这行，至少有些明面上的规矩兜底。”李乐笑道。

“明面上的规矩？”伍岳摇摇头，“李乐，你们文社科的我不知道怎么样，大概导师学生都神出鬼没，关起门来各自着书立说？”

“但根据我所知道的，国内要想申请北美的博士，特别是理工科或者实验学科的，听我一句劝，选导师的时候，尽量要，一定要，千万要，特别要，警惕、远离那些从第三世界国家过去、尤其是从咱们国内过去、在那边熬成教授、当了老板的华人导师。”

李乐挑了挑眉，“这么绝对，地图炮可不好。”

“不是地图炮，是概率，是基于大量不完整但指向性明确的样本观察得出的风险提示。”伍岳斟酌着，“这些人，很多是靠着极端刻苦、乃至自我压榨，在完全不同的体系里杀出一条血路，拿到了教职。他们对成功的理解，对努力的界定，往往带着深刻的、来自原生科研文化的烙印，并且.....变本加厉。”

“文化惯性，加上身份焦虑，再加上，某种微妙的心理补偿。很容易就把这套逻辑完整复制，甚至变本加厉地用在后来者，特别是来自同一文化背景的学生身上。”

“他们会把国内过去的学生当作一种可以最大化利用、最小化成本的资源。”伍岳用词有些犀利，“而是至少不是平等意义上的合作者。”

“那是廉价、听话、耐操、并且因为签证身份捏在自己手里而不敢轻易反抗的优质耗材。”

“如果实验室里不幸还有几个本土学生，那对比就更鲜明了，能把国内去的孩子气得吐血。没有对比，就没有伤害。这种老板的区别对待，往往是赤裸裸的，不加一丝一毫掩饰的。数据你做，文章他挂一作，杂事你全包，功劳他全领，骂名.....当然也是你担着。”

“精神打压、情感勒索、无限延长毕业年限，都是常规操作。”

“没那么夸张吧？”李乐皱眉。

“夸张？我认识一个师兄，之前在一个华人教授众多闻名的理工科大校。他的导师，或者说老板，就是国内那个最顶尖的工科院校出去的。早上八点到凌晨，一周六天半是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