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亲自拟定颁布的那些“治安强化条例”，“物资统制细则”，“行为规范准则”，其严苛琐碎，连天津的日本侨民，甚至部分驻军官兵都抱怨不已，觉得束缚太多，规矩太严酷了。

对华夏人，那几乎是寸步难行，街头行走的姿势，交谈的声音大小，见面是否及时行礼，甚至眼神是否“端正”，都可能成为宪兵找麻烦的理由。

轻则罚款，重则扣押，送去工厂“思想矫正”，上交工资抵罚款。。。。

天皇的手指停止了画圈，轻轻点在膝上：“有意思的是，他似乎并非只针对支那人。

从报告看，对于那些违反他定下规矩的日本商人，浪人，乃至军纪松弛的帝国士兵，他手下宪兵更加不留情面，该抓的抓，该罚的罚，甚至处置起来更加严厉，以儆效尤。

这说明，他这种近乎偏执的严苛，这种对“秩序”和“控制”的强烈癖好，并不仅仅源于对支那人的种族歧视或征服者心态，虽然这肯定存在，更可能是他性格中根深蒂固的一部分。

他信奉的是他自定的，不容置疑的“规矩”，而在他眼中，大多数支那人，或许连同许多不够“规矩”的日本人，都属于需要被严格管束，甚至是被“清理”的对象。

在他心底深处，是瞧不起那些他认为“劣等”，“愚昧”，“散漫无序”的支那人的，这恐怕是事实。”

近尾文?默默点头。

天皇的分析切中肯綮，鹰崎拓人展现出的，是一种混合了种族优越感，社会达尔文主义，以及对自身所制定“法则”极度迷信的复杂心态。

这种心态在帝国精英阶层，尤其在少壮派军官中并不罕见，但像鹰崎拓人这样，将其执行得如此彻底，如此冷酷，甚至显得有些“一视同仁”的，确实不多。

“然而，”天皇话锋陡然一转，语气中的困惑与探究之意陡然加重，他身体微微前倾，目光扫过鹰崎元德，又落回虚空，仿佛在审视那些互相矛盾的报告：“矛盾之处，恰恰就在这里。

根据“樱花组”报上来的一些零星信息，以及参谋本部情报部门偶尔捕捉到的一些难以解释的片段，朕发现，拓人在明面上对支那人维持着高压，乃至残酷姿态的同时，在暗地里，在阳光照不到的阴影角落，他似乎又和一些。。。身份极其微妙，甚至可以说是可疑的支那人，保持着某种若即若离，藕断丝连的牵扯。”

他停顿了一下，似乎在回忆那些情报的细节，眉头微微蹙起，形成一个清晰的“川”字。